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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傳統文化中的道德和人格教育資源

作者:??發表時間:2019-09-19??浏覽次數:

中國傳統文化中的道德和人格教育資源

        中國古代知識分子經受著社會與人生的雙重磨難,在道德修養和人生追求方面卻留下了一筆寶貴遺産。挖掘和利用好它們,對當今的文化和思想建設具有重要的意義。 

一、“大丈夫”人格 

1.生活境遇實在不能說好     

 如果我們將古代中國與歐洲的知識階層作一個比較的話,會發現二者之間有很大的不同:在古希臘及古羅馬時期,歐洲的知識階層主要爲貴族及自由民;中世紀和文藝複興時期,則主要爲僧侶和貴族。而中國的“士”則在春秋以後,便逐漸成爲一個只有“恒心”而無“恒産”的以“智”爲謀生手段的階層了。隋唐以降,科舉制雖然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使部分士子實現階層流動,成爲顯貴,但與西方知識階層相比,中國的知識階層總體上的生活境遇卻實在不能說好。

2.在出世與入世、理性與情感間找到平衡

孔孟的儒家道統在君主專制下最終成爲一個烏托邦的幻影,而老莊及玄禅所營造的個體絕對自由的桃花源式的審美境界也是鏡花水月。但是,儒釋道合一的理性建構與詩樂的感性陶冶所營造的貴和而守中的文化價值取向,使得讀書人的心理與人格在出世與入世、理性與情感之間找到了平衡。可以說,孔孟與莊禅雖然意趣迥異,但在對生活與生命的熱愛與肯定方面是一致的。

3.“重生”和“養生”的特質

歐洲文化以宗教爲依托,否定今生,崇尚來世,企圖通過對“虛幻”的此岸世界的否定來達到“永恒”的彼岸世界,即天堂。西方文化本質上是一種“罪感”文化,而中國文化則更傾向于將此岸世界與彼岸世界統一起來,即把對烏托邦的向往寄托于對現實與人生的深深眷戀之中。與西方文化不同,中國文化終極的理想境界不在身外,而在心中。中國傳統文化是一種“樂感”文化。中國的學者與藝術家長壽者居多,這也說明,中國傳統文化具有“重生”和“養生”的特質。

4.達則兼濟天下,窮則獨善其身

中國文化傳統具有十分明顯的理想化特征。對讀書人來說,理想與現實、社會與人生之間的矛盾始終是深刻的。這種悲劇式的人生使知識分子的人格變得深刻、崇高。生活上的困頓與精神上的痛苦,使知識分子承受著雙重的煎熬。但是,這一人格上的深刻矛盾並未使其走向毀滅,恰恰相反,在對社會的體察和對自身的觀照中,知識分子的精神在更高的層次上獲得了統一。自先秦至清末,中國的知識階層雖然命運多舛,但作爲一個整體,卻始終能夠保持一種進退有度、寵辱不驚的處世態度和剛柔相濟、卓然獨立的“大丈夫”人格。“達則兼濟天下,窮則獨善其身”(《孟子·盡心上》),這種“大丈夫”人格成爲傳統士大夫得以安身立命的精神依托之所在。

二、出世與入世的統一

1.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 

 出世與入世是兩種不同的價值取向。但在中國士大夫的人格結構中,二者獲得了統一。“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易經·系辭》),儒家講入世,要求讀書人去“齊家、治國、平天下”,實現崇高的社會政治理想,並在這一過程中達到個體人格的完善境界,即《大學》中所說的“至善”的境界。

 

 

2.犧牲生命,殺身成仁 

崇尚陽剛,追求壯美,是傳統文人的重要價值取向。屈原自沈汨羅,文天祥從容就義,這種爲信仰和理想、操守和尊嚴不惜犧牲生命、不惜殺身成仁的“大丈夫”人格,成就了傳統文人人生的崇高與偉大。但是,完美的至善境界只能無限地去接近,而不能最終達到。正是在這一意義上,莊與禅的思想凸顯出其深刻性。

3.入世不狂熱,隱逸不悲觀 

儒家入世思想注重對現實的適應與改造;釋道出世思想更注重對現實的超越,它是一種審美意義上的人生觀。中國文人畫建立在黑白二色之上的恬淡與悠遠,中國古詩中頻繁出現的“歸”與“隱”的意象,等等,無不說明了莊與禅對古代知識分子價值觀的影響。釋、道與儒家互補,使得讀書人在入世時不至過于狂熱,隱逸山林時又不至過于悲觀。

4.大隱隱于朝,中隱隱于市,小隱隱于野

由于中國文化的辯證思維特性,出世與入世又是可以轉化的,二者統一于讀書人的日常生活之中,“大隱隱于朝,中隱隱于市,小隱隱于野”,陶淵明說“心遠地自偏”,弘一法師亦提出“以出世的精神做入世的事業”。出世即入世,一張一弛,一進一退,讀書人的心理與人格從而真正符合了傳統文化所倡導的“中庸”之道,呈現出明顯的理性特征,而不像西方那樣容易走極端。“一陰一陽之謂道”(《易,系辭》),崇尚陽剛而又不失陰柔,這種剛柔相濟的價值取向與人格特征,使知識分子的心理變得十分堅韌。無論是面對生或是面對死,他們都能保持一種豁達與超然。

三、理性與情感的統一

1.理性層面的知識建構

先秦時期,儒與道並爲顯學。儒學重進取,道家重自然。前者積極,後者消極。佛教傳入中國後,至唐代終于被中國文化所同化,從而形成具有中國文化特色的“禅宗”。禅宗強調人人皆有慧根,人人皆可成佛,這與孟子所言“人皆可以爲堯舜”有異曲同工之妙。同時,禅宗並不強調修行的外在形式而重視“參悟”,這又與道家的崇尚自然之取向相合。

儒家致力于個體道德與社會政治的統一,在個體爲“仁”,在社會爲“仁政”;道家強調對生命的尊重,希求長生不老;禅宗則注重在日常生活的“參悟”中達到精神絕對自由的境界。可以說,注重心性修養、培育完善人格是儒釋道的一個共同之處。

在讀書人的生活中,儒學作用于社會政治領域,道家作用于閑暇生活,佛教思想則對個體的精神生活自覺或自發起地起著深遠的作用。儒修身,道養性,佛淨心。在讀書人的知識結構中,儒釋道由爭鳴走向互補。

與西方不同的是,作爲宗教的佛與道並未動搖儒家學說作爲官方意識形態的統治地位,它們對知識分子的影響方面主要不是政治,而是人生。當儒家大同政治理想在嚴酷的現實中逐漸破滅後,莊與禅則引導著知識分子的精神在自然與藝術中獲得升華,並在對人生的參悟中達到對現實的超越,達到永恒的境界。

志于儒,依于道,老于禅,這是兩千年來讀書人的心路曆程。作爲傳統讀書人知識結構的三個維度,儒、釋、道爲知識分子構築了一個豐富而立體的理性人格。

2.感性層面的情感陶冶 

中國是詩的國度,因爲詩歌是中國古代讀書人的一種生活方式。詩樂之教最早可以上溯至孔子,孔子講學,多席地撫琴,後人稱之爲弦歌。孔子十分重視音樂的教化作用,孔子聽韶樂,謂之“盡善盡美”。對詩歌的作用,孔子說:“不學詩,無以言”(《論語·季氏》)。自孔子開始,詩教與樂教一直是中國古代教育的傳統。唐代“以詩取士”,詩歌創作空前繁榮。上至士大夫,下至市井平民,無不以歌詩爲樂事。宋以後,詞和曲日漸興盛,詞和曲又都是入樂的。詩與樂雖各成體系,但二者的聯系並未被割斷。在感性層面,詩與樂影響著讀書人的精神世界。

如果我們將古代中西方學者進行一下比較的話,不難發現,西方的學者中哲學家居多,而中國的學者則大多同時是文學家、藝術家。問題是,中國古代幾乎沒有一個讀書人甘願一生只作一個詩人。“李杜”們主觀上都希望“功名待繪淩煙閣”,以“了卻君王天下事,贏得生前身後名”(辛棄疾)爲平生夙願,但造物弄人,名垂後世的並不是他們的政治功績,而是詩名。“凡物不平則鳴”,不平的是世事,鳴出的是詩,是音樂,是文學藝術。

 中世紀時期中國的文學藝術成就是歐洲不可企及的,其原因就在于中國的知識階層承載了太多社會與人生的磨難。讀書人在現實中被壓抑和扭曲的情緒與情感,在文學藝術中得到宣泄和升華。

3.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群,可以怨

李白一生不得志,但卻一生保持著天真爛漫的激情。杜甫身處安史之亂後的中唐,社會的動蕩與個人的潦倒並未使其喪失直面現實的勇氣,他通過自己的詩歌記錄著那個時代。這些命運多舛的文人們在嚴酷的社會現實面前,意志並未消沈,精神並未淪喪,始終能夠保持人格的尊嚴和對生命的眷戀,詩與樂承載了他們沈重的精神負荷。    

文人們是多情的。屈原的《九歌》纏綿悱恻,範仲淹出將入相,也有“酒入愁腸,化作相思淚”的吟唱,至于蘇東坡,素以豪放著稱,而其婉約一派詞作,成就亦不在姜、柳之下。通過詩與樂,通過藝術,讀書人的精神得以超越現實,在一個嶄新的高度來看待自身在塵世中的得與失。在詩與樂中,讀書人的人格境界獲得升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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